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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1951年1月5日 阿舅被抓走 坐牢13年................(中篇) 1951年1月5日 阿舅被抓走 坐牢13年........(中篇) 接續前文:軍法處之二：獄中抽菸紀實 軍法處的生活是這樣：早上外役來倒開水，用鋁杯，一人一杯拿進來。吃飯也用鋁碗，飯菜盛在一起，一人一碗拿進來。家裡可以送東西來，現金不准帶在身上；若要買東西，如肥皂、牙膏之類，可以寫請購單，看你家人寄來多少錢，從中抵扣。 菸通通不准拿進去，怕引起火災，所以牢房禁菸。有些人趁出外散步時，撿看守、外役抽完後的菸蒂，用紙捲一捲，叫做「老鼠仔尾」。有菸沒火怎麼辦？從監獄分發的棉襖裡，把棉花拔出來；房裡有菅芒做的掃帚，拔幾枝菅芒下來，包在棉花裡面。然後把馬桶上的板子拿來地板，上面撒一些牙粉（當時刷牙用牙粉），增加摩擦力，把棉仔包在地板上用木板快速來回摩擦到最後會發熱。有經驗的人知道過熱不行，不夠熱也不行，差不多了，就趕快把棉仔包拿起來，扯斷拔開，用嘴吹一吹就著火了，著火就可點菸。有抽菸的人都有份，一人限抽一、兩口。菸很寶貴，抽了以後就閉氣，等到吹出來時都沒煙了，完全被肺吸收。抽菸我們叫「打鼓」，「來打鼓」就是通知大家來抽菸。 剛開始是這樣取火的。後來又把內衣撕一片下來，放進杯子燒；還沒燒透時蓋上杯蓋，讓火熄掉，使衣服炭化。然後，就像我們囝仔時代玩的酒瓶蓋，把它槌平，打兩個孔，繩子穿過去，用手在兩端拉扯，酒瓶蓋就會旋轉不停。有人就把家裡寄來的藥膏盒蓋如法泡製，讓薄細的盒蓋片一邊旋轉，一邊敲擊白色的石頭，就有火星出現，讓火星掉進裡面，使內衣的炭化片著火，著火就可點菸，用好趕快蓋上。 最後更進一步，偷偷拜託外役買打火機的石仔，然後在牙刷柄用釘子鑽洞，嵌進打火機的石仔，用刮鬍子的鋼片去刮，也會出火星。這些取火技巧都是無聲無息的，不會被看守發現，犯人狀元才，窮即變，變即通。 軍法處之三：死難者印象：徐國維、楊舞井、洪振益 看守所內人多，平常大家講話聲音很吵雜，剛進去沒幾天，有一個早上突然間，聽到「喀！喀！」很大的開門聲，接著所有的聲音都靜下來，每個人都安靜無聲。看守走到牢房外面開門：「某某人開庭！」我問何川那是什麼意思，他說要叫人出去槍殺。過一下子，徐國維[1]走出來，來到我的牢房前面，何川這個案的主犯叫鄭海樹[2]，他向鄭海樹用日語說：「鄭海樹，先?行??」意思是「鄭海樹，先走了！」就很勇敢走出去。鄭海樹和何川跟我同房，我和何川較有話聊，和鄭海樹比較沒有。目睹此景，我幾年前做了一首短歌紀念徐國維：「『先?行?』一言殘??烈士去?夜明??馬場町熱血?染?（?????、????????????、?????? ??? ???????）」就是說：「留下『先走』這句話很悲傷，烈士就走了 帛琉，微亮的馬場町，被熱血染上……」 在軍法處期間，遇到好幾個被叫名槍決的人。徐國維是我看到第一個要槍決的人，所以我比較有印象。還有一個叫楊舞井[3]，他是朴子的小學老師，跟我同房。他一直說他沒事，頂多感訓就可以回去，我也相信這樣。結果有一日來叫他出去，我問外役：「是要讓他回去嗎？」「回去？要回老家啦！」就是要槍殺了。我嚇一跳，想說怎麼會這樣。這兩人我比較有印象。記得同房還有一個桃園人，叫做什麼洪振益[4]，本來在糧食局，也被槍決。 軍法處之四：逃亡未遂事件 有一次何川跟我偷偷講：以前有一個醫生脫獄，當他爬牆時，被玻璃割到手，脫獄出去後沿路滴血，後來被發現又抓回來。他跟我透漏，他們也打算脫獄。但他說：「你罪沒那麼重，脫獄也不是包成功。」所以沒鼓勵我參加。有一日早上，看守來開門，他們就打倒看守，把鑰匙搶過來。看守大聲哀叫大聲喊，外面馬上將鐵門關起來，那些人本來開門要出去，又衝回來。看守所有很多爪耙仔，就向上面報告哪些人行動，本來判有期徒刑的，像施志聰[5]，後來又多加幾年。我這一房跑出去的，我只記得何川。 軍法處看守所的布局是這樣：分第一區跟第二區，外面有大門，進來第一區有鐵門，鐵門進來就是一間一間牢房。牢房左右相對，中間是一條走廊。何川他們雖然衝出牢房，但是鐵門一關，還是跑不出去。 軍法處之五：何川的兩首短歌 何川對雕刻很有興趣。我聽他說，他丈人很會雕刻，好像是以前幫寺廟雕刻的，所以從丈人那邊學一些。有一次他用饅頭揉一揉，捏出一個裸體美女送給我，做得很美。除了我以外，他還捏美女送給另一個人，那人名字我忘了，他的案是擾亂金融的經濟案件，後來無罪釋放。要出去前，我把何川家的地址寫給他，跟他說：「何川已經被槍殺，他送你的人體塑像，你可不可以送給他家人做紀念？」他是經濟犯，很有錢，對班長和上面的管理人員都會送東西，他們對他也不錯。當時出去的人都要接受檢查，看守說：「你敢拿這種東西出去？這種事情可大可小。」說的他嚇一跳，就不敢也不能帶出去了。 何川常說他有一個兄弟叫何秋吉[6]（後來也跟何川一起被槍決）。何川被槍決前，寫了一首短歌給我：「紅?雲明?行?? 笑??見? 曉闇?我?屍抱?（???????、?????、?????、???????、????????）。」描寫他要被槍殺前的心情：微笑地看著東方的天空漸漸亮起粉紅色的光，拂曉前的黑暗，擁抱我熱血奔流的屍體吧！表示他對一個新社會的期待，雖然不能去迎接，但光明就在眼前。 這首詩他寫在一本三民主義的書，靠近中間折縫的空白處，他認為寫在這一本最不會被拿走，送給我。後來因移監、移 酒肉朋友房而移來移去，移好幾個地方，就遺失；因為每到一個地方，私人物品一概被保管。像火燒島只准穿新生服，私人的衣服都包起來，要出獄才還給你。 日本的短詩有俳句（五、七、五）和短歌（五、七、五、七、七）之分。我對詩歌有興趣，所以雖沒把何川的書帶出來，但他的詩一直記在腦裡。出獄後，我想聯絡他的家屬，但一方面白色恐怖時代比較不方便，另一方面生活事業也忙，又聽說有些受難的遺族不願再提起這些傷心的往事，所以這件事就一直擱著。 後來我想，年紀愈來愈大，不能再拖，於是問以前同隊的張大邦[7]（他跟何川同案）。我說我有何川的詩作，想給 何川的 太太，不知她願不願意？透過他的幫忙，我終於和何川的家屬聯絡上。張大邦的毛筆字比較漂亮，我請他寫，再拿去裱框。 和何 太太見面時，她順便約了蔡國智[8]前來。蔡國智是麻豆人，他的姪女嫁到何家做媳婦。他在軍監有同房過，彼此認識。我把裱有何川遺作的書框送給 何 太太，再拍照留念。 何川跟永豐餘製紙的何傳有親戚關係，聽說何川被槍決後，永豐餘也很照顧遺族。我在軍法處時，何川的兒子還小，他太太把孩子的腳沾墨蓋在紙上，寄給何川看。何川家有食物寄來，我們都一起吃。 何川和我感情很好，他還寫一首短歌給我：「運命待? 生命悲?? 朿?間君??故?心明??（?????、???????、?????、???????、???????）。」意思是：「在等待命運的裁判這個短暫的悲慘時間，有你，我的心才開朗許多。」這是寫給我個人的，所以我沒有裱框給他家人。他總共寫這兩首給我做紀念。他享年27歲，我當時實歲18歲多（台灣的算法是20歲）。 軍法處之六：蔣政權的逃亡計劃 我在看守所時還聽鄭海樹說，蘇藝林[9]跟他同房時，曾向他透露一件秘密。蘇藝林是當時國防部作戰計劃科長[10]，是大陸那邊派來的。他有一次被國防部派去參加一個在總統府舉行的重要會議，討論萬一解放軍攻台，台灣保不住的時候，他們要逃亡的計畫。他們計劃坐飛機先去日本熱海，飛機的座位都安排好。蘇藝林的作戰計畫科長是很重要的職位，一切作戰計畫都由這個部門來安排設計。我聽鄭海樹講，蘇藝林曾打密電報告大陸，並說將來台灣解放，不想跟國民黨去日本，要留在台灣；那邊則跟他說：你的身分掩護得很好，所以不論到哪裡，你都要跟去。蘇藝林後來被槍殺。 判決：無正式判決，內容有誇大 在軍法處我記得開兩次庭，問一問，也沒什麼特別的，我雖否認這些被加上的罪狀，他們根本不採納，結果也沒正式判決。金木山跟蘇欐岑被叫出去槍殺後，其他人根本沒宣判；等到要送軍監時，才給我們看，看後又收回去，算結案了。 軍法處是日治時代的陸軍倉庫，蔣政權 租屋網接收後改為軍法機關，面向忠孝東路的部分做為軍人監獄，面向青島東路的部分做為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及看守所（分第一區、第二區及西所），判決徒刑的罪犯由看守所送軍人監獄執行。 軍人監獄是不收有病的人，那時我因為身體不太好，軍人監獄沒收，再回軍法處，一直到1951年10月才送火燒島。 我這個案共有11人：金木山、蘇欐岑（他們倆在軍法處和我不同房）、余榮枝、江槐?、蘇明哲、陳榮華、馬再騰、郭聰輝、蔡再修、顏慶福、郭澤榮[11]。有嘉農畢業的，也有嘉工畢業的，像蘇欐岑就是嘉工畢業。我們的案情，判決書寫的內容比較誇大。像它說我「以反動書籍煽誘柳阿成跟蘇金騰，欲加以吸收」，有借書給他們是沒錯，但是沒有吸收。本來我都沒提起這件事，後來開庭兩次，有一次可能是柳阿成或蘇金騰自首亂說，法官問我，我說沒這回事，金木山也說「我不認識這個人」，我才能保命。判決書說我煽誘這兩個人，那都是添加的。 母親：思念兒子，腎臟病逝 我母親本來身體很健康，從來不曾生病，有時候患了小感冒，喝個薑母湯就好。但自從我被抓去後，吃不下飯，身體每況愈下，後來得了腎臟病。我老爸要煩惱我的事，又要忙於教書，又要照顧我老母。當時腎臟病沒什麼藥可醫，如有人曾報說台南縣的鄉下有人有秘方，老爸就趕去求醫；這樣到處求醫求秘方。結果老母在1951年年底，我在火燒島時，離開了人世；當時沒有洗腎的機器，她就這樣痛苦地走了。家人寫信告訴我噩耗，我也很悲傷，在那獨裁政權統下根本不可能放我回去送老母最後一程。那時候我祖母年事已高，我被捕後常問起我，家人都說我去外地讀書來瞞她，老母過世時，也一再問我怎麼沒回來送母親最後一程。雖然家人瞞她，但祖母不解地說，讀書再忙也不能不回來呀。回憶往事不覺淚滿襟。 火燒島之一：與老百姓的互動 聽說第一批政治犯去火燒島前幾天，當時的新生訓導處長姚盛齋集合村民，跟他們講：「不久以後，有一批政治犯要送來這裡，這些人比日本時代的流氓還惡質，所以你們不要跟他們講話，要注意，絕對不要跟他們怎樣。」當時老百姓很驚恐，想日本時代的流氓在火燒島為非亂做，善良的老百姓都吃虧，拿他們沒辦法，這次還有比流氓更惡質的？那太慘了！大家都在煩惱。結果第一批登陸時，老百姓都在岸邊看，這些生毛帶角的「大仔」（台語，大哥）要來了。但船一到，所看到的是一副臉白、文質彬彬的人，不像流氓。 我們這批去火燒島的人，包括判決有罪的，以及沒罪但判感訓的，總數多少忘記了，大約有幾百人。感訓的人好像從內湖去，我們是軍法處已經判決的，集合在一起去，出發前改穿藍色的新生服，兩個人手銬銬著，坐巴士到基隆，巴士出 好房網動很多輛，沿途一路戒嚴。到了基隆碼頭，坐登陸艇出海。登陸艇又舊，人關在艙底，空氣很壞，鐵銹的味道、油的味道很重，船一啟航，我們就開始吐，吐到都沒力氣。 船一路搖啊搖，搖到花蓮港，我們在那裡下船上岸，住到碼頭倉庫，外面有衛兵荷槍守著。我們在倉庫住了兩三天，好像那年中秋就在那邊過的樣子，也沒洗臉刷牙，也沒月餅，只是讓你有飯吃，不會餓而已。 到了火燒島，那邊沒有碼頭，船停在離岸稍遠的地方，用舢舨載人，分批登陸。到了之後再換繡有「生」（第四隊）及姓名的新生服[12]。當時火燒島都沒車，所有補給品都用舢舨載到海邊沙灘，然後分配給各隊。各隊無法一次帶回新生訓導處，暫寄在老百姓家。火燒島的房子是用咾咕石砌的，居民去海邊打咾咕石搬回來，一塊一塊疊起來做牆壁，上面再蓋茅草。家家戶戶都有養鹿，每戶除了住人之外，多少有空的地方。我們隊也找了一家民房寄在那裡，隨便送一些麵粉黃豆給他們，他們就很高興，以後我們再陸續搬回去。 雖然當時規定，新生不能跟老百姓接觸；但一個官長要帶很多人，而且全島也無法控制得很嚴，總有機會跟老百姓接觸。有時他們會好奇地問：「過去是做什麼的？」有的新生說我以前在中學當老師，有的說在大學當老師，有的在縣政府上班。老百姓在這小島平常看到的，就是 國小 老師、鄉公所職員，認為這兩個單位的人已經很了不起了。想不到還有更上級的官及教老師的大學教授，讓他們聽了覺得不可思議。他們才知道處長騙他們，而且每位新生都很規矩，不像那些兵和官長。派去火燒島的幹事或官長，有的是政工出身的，有的是部隊考績壞的，一方面管我們，一方面也接受考驗，有時候會發生一些偷竊或戲弄女孩子的事。但新生從來不曾發生，講話也很斯文，所以老百姓對我們的印象都很好。 火燒島之二：生產班 在火燒島，平常要上課，小組討論，不然就要工作。當時牆還沒圍起來，叫新生去海邊打咾咕石，搬來築圍牆。黃藻儒[13]很會作詩，就形容我們是在做「萬里長城」。當時有另外設立生產班，專門種菜養豬，自立更生。在我們來之前，火燒島沒生產菜，當地人要吃的菜從台東運來。火燒島冬天有鹽霧，菜種不起來，只有木瓜、青木瓜，炒來吃。我剛去也是吃木瓜、青木瓜，或是乾菜和黃豆、梅干菜之類的；偶而吃從台東運過來的青菜。設生產班，開闢菜圃，一畦一畦種菜，才有青菜吃。 火燒島到了冬天海風很大，海浪衝到海邊的大巖石起了一陣陣的鹽霧。這些鹽霧被風吹上來，為了對付鹽霧，我們去山裡割茅草，整個菜圃面海的一邊做一排排籬笆，防止菜被鹽霧鹹死。我去的時候就已經有生產班，但還要經過一段時間才吃得到生產班種的菜；起初菜圃不是很大，生產的量不是充足?吳哥窟C 為了補充副食，也有餵豬，也有採買的人由官長帶去買魚，有時跟老百姓買鹿肉來加菜，其他就靠黃豆，做豆漿豆腐，自給自足。加入生產班體力要夠，我雖然讀嘉農，但當時身體不是很健康，沒加入生產班，同案的蘇明哲[14]有加入。 火燒島之三：島上的「非洲番仔」 我在火燒島的時間不很久，只過兩個新年。剛到火燒島時，即使是同隊的人，起初一個禮拜都認不出誰是誰，因為他們五月就去了。火燒島特別熱，當時哪有考慮紫外線強，會引起皮膚癌？叫你做就做，大家被操得跟牛一樣。所以當時看五月去的那些人，曬得又黑又乾瘦，就像非洲番仔，只有高矮之分；身材也沒有「中廣」、啤酒肚之類，大家都瘦巴巴；此外大家都穿新生服，只在左胸前繡名字。經過一個禮拜後，才分得出是誰。 火燒島的編制是以中隊為單位，每隊差不多120多人，隊與隊間禁止往來與接觸也不能講話，但還是有講話的機會，有時還會偷跑去海邊游泳。我在嘉農時住在學寮，認識蔡炳紅，他初中讀嘉農，高我一屆，高中轉唸師範，也被捕判罪，在火燒島是三隊，和我隔壁隊。雖然我們彼此知道對方，但不同隊都少講話。 火燒島之四：二批難友送回台灣 新店軍人監獄蓋好後，從火燒島送回一批被點油做記號的人（日期不記得，人數不清楚）。第一批送回後，聽說蔣經國要到火燒島視察，新生訓導處為了要表現成績給蔣經國看，所以發動「一人一事反共救國運動」[15]要求新生像韓戰反共義士那樣，手臂要刺「反共復國」、「殺朱拔毛」等字句。因為被大家反對，計畫無法完成，於是惱羞成怒再扣帽子送第二批回來。在那一段時間也有發生蔡炳紅[16]送信給女生分隊的女生的事件。發生後蔡炳紅被關進碉堡，少不了被拷問。第二批回到台北後分為三部分，第一部份送到保密局，第二部分送到軍法處西所，第三部分直接送到軍監。蔡炳紅是被送到保密局，我是被送到西所（7月1日 ），一直到7月22日 再送到軍監。送到保密局的人是被爪耙仔咬得厲害的人。他們在保密局被拷問後，被扣上非法組織準備暴動之類的帽子，十幾個人被判死刑，蔡炳紅也是其中之一。我們四隊爪耙仔特別多，被認為反對的大本營，所以槍殺最多人，如陳華[17]、陳南昌[18]、高木榮[19]。 在這一段時間，軍人監獄也捏造一個「台灣軍人監獄在監馬時彥叛亂案」，殺了十幾個人。馬時彥本來是爪耙仔被獄方利用，最後竟變成主犯，一起送往馬場町。這個案件的陳行中[20]、黃胤昌[21]、黃藻儒[22]、杜誠[23]都是四隊，周坤如[24]也是四隊，他幸運地躲過這一劫，實在是不幸中的大幸。 我聽說黃藻儒開庭時法官要他承認有組織，承認為匪宣傳，黃藻儒否認並說這些都是爪耙仔要陷害他的。想不到法官竟然說：「你乾脆承認，不承認也死，如有 一兩 個人咬你，我 建築設計們會考慮，如果有好幾個人咬你，你一定有問題」。這是什麼邏輯？從這裡就可看出當時草菅人命到什麼程度，根本不需要什麼證據，只要有人咬你就夠了。軍監案件有一個郭聰輝[25]是和我同案，被判10年也被牽進去致被槍殺。 新店軍監之一：缺水的牢房 我大部分青春都在新店軍人監獄消磨掉。軍監牢房大約有 七坪 多到 八坪 ，住差不多三十個人，一個人分配的寬度大概40公分 ，所以一定要頭跟腳交叉睡。牢房採光不足，只在高高的地方有一個小窗，裡面點一盞燈，暗暗的，看書很傷眼睛。地面鋪木板，但牢房最後方留一塊長長的水泥地是洗澡的地方，靠邊有一個蹲的便器，另一邊有一個水池。水不是24小時供應，一日來三次，來的時間大約半小時，而且水壓不足，必須輪流快洗。 輪到洗澡時每人分到兩臉盆的水，是洗澡兼洗衣。沒輪到的人分到三分之一盆用來洗臉、擦身體。輪到洗澡的人先把人家用過的髒水集起來，用於洗掉衣服的肥皂水，然後再用分到的兩盆清水洗淨衣服及身體。過這樣刻苦的生活十年，養成我節儉用水的習慣。 有一年夏天，天氣正熱，又遇到颱風。軍監的水不是自來水，是從新店溪攔下來的溪水，用抽水馬達抽到軍監的一個水池，再送到監房給大家用。那次颱風把溪裡的水壩沖掉，整整修理一個禮拜，那一個禮拜的生活實在不堪想像，是畢生難於忘懷。那是個大熱天，三十幾條大漢擠在 八坪 大的屋子裡，沒有風扇，沒有冷氣，牆上高處開一個小窗。一個禮拜，大家都沒洗澡，房間充滿臭汗味。一日配約500cc左右的開水一杯，此外都沒有水。人說「有錢能使鬼推磨」，福利社的外役有來賣油條、燒餅、豆漿的，那禮拜來得特別勤，大家都買豆漿來喝。我們在獄中不能拿現金交易。家裡寄現金來，必須換成代用券，叫「油條票」，比照錢幣算，比照錢幣找。那禮拜實在很痛苦，不是人在過的，宗教上說的地獄也不過如此吧！ 犯人實在是狀元才，軍監水壓不夠，像我住的智監總共有十二房，我們那一間是排在最後面，水流到這裡都沒了，都要等前面不用關水龍頭才有水…….前面哪有用剩的！於是放封出去外面散步時，去撿竹管，有竹節的回來。那時有幾位難友在鐵工廠做工，就請他們把斷掉的鐵鋸，偷偷帶回來，用它來鋸竹管，做幫浦──這是小學 勞作時 老師有教過。竹幫浦做好了，一人坐在水池旁，先把水龍頭卸下來，再把竹幫浦裝上去，再用濕毛巾把縫隙堵起來，不讓空氣跑進去；另一人就一直抽，可把水抽出來。另外有一個人在前面看看守有沒有走過來。由於最後房把水抽完，換倒數第二房沒水了；倒數第二房也跟著做。到最後變成前面房沒水了，班長就來查；查的時候，我們就把工具藏起來，免得被沒收。 新店軍監之二：潮濕地板，風濕纏身 我們洗澡洗衣都在房間，洗澡之後木板很濕，雖用布?西服膩恣A但牢房木板年久月深，濕氣很重，都滲到板內。晚上睡在上面，容易得風濕。當時可以看報紙，像《中央日報》和《新生報》，我們就用報紙糊成一塊塊紙板：用米飯做漿糊，再用舊衣包住紙板，早上收起來，晚上再攤開，鋪在木板上睡，或由家裡送進厚的塑膠布鋪，但這樣還是很潮濕。我的風濕就是在軍監得來的；風濕發作時，腰椎骨都會痠痛，都痛得無法出去散步，常請同房難友用力踩腰部。 有一次我好像患惡性感冒，忽冷忽熱。軍監的醫官都是蒙古大夫，其中有一個連ABC都搞不清楚不會寫，他來看病就問：「你什麼病啊？」，病人回答什麼病，他就說：「你前次吃的藥有效嗎？」病人若回答差不多，他就照其他醫官開的藥方抄，抄還會抄錯。像當時治感冒的藥是阿斯匹靈和另一種西藥叫A.P.C.，那醫官照抄卻把A.P.C.寫成A.B.C.。這個笑話是一個在醫務室當外役的軍事犯，好像姓簡，他送藥來給我們時，一面說一面搖頭。這些醫務兵升上來的醫官退休後，竟然經過特別安排考上醫師大搖大擺地 幹起 醫師來。借用成龍的一句話，這是台灣的大笑話！ 這次忽冷忽熱的病好了之後，過了一個禮拜，又有同樣症狀出現。我不知道是風濕病，以為是感冒。這兩次之後，我的腰椎骨痠到不能走路，夏天在牢房裡也是圍肚兜，以保持溫暖；痛到沒辦法時，甚至叫人爬到腰上面踩。有時去外面散步，會突然好像骨頭走位，非常痛苦。從此以後，腰椎骨一直痠痛，至今都沒痊癒；只是出獄以後多少吃藥有好一點，到現在還是繼續作痛。 我去照X光，照出來，脊椎骨都彎掉。醫生說，普通生骨刺的地方是第四節或第五節，我卻是長很多骨刺。我想動手術，國泰骨科主任勸我不要，給新店慈濟病院的醫師看，他也不贊成開刀。 新店軍監之三：戴腳鐐強制勞動 那時被認為比較調皮的政治犯都集中在第十一房（反省房，是最末房）。陳英泰曾寫到：反省房對面是肺病病房，離病房最近，似有讓你被傳染、生病之用意。我在軍監換過幾個房，十二房也待過。在十二房時有一次被帶出去「強制勞動」，腳都戴腳鐐，不是出去才戴，是戴整天的。早上二十多人都出去，在牆外不遠處搭一個寮，在那邊搓土炭，搓成圓圓的。帶我們出去的是一些外役，他們是軍事案件的，過去可能是特務出身。我們被訓練得戴腳鐐還能走很快，走路時一群人的鐵鍊聲，好像裝甲兵部隊。因腳鐐摩擦腳會痛，所以腳鐐要用布纏一纏，鍊條中間再綁一條繩子，走的時候用繩子把鍊條拉上來。走路有一個技巧，不能太大步或太小步，技巧抓穩了，走路就像跑一樣，這樣去強制勞動，傍晚再回來。 軍人監獄外面有大的牆圍住整座監獄，中間再用圍牆隔起來，福利社、廚房、辦公室、官兵宿舍、木工廠、手套工廠、鐵工廠、裁縫工廠等在圍牆這一邊，圍牆另一邊就是監房。我們去強制勞動回來，就去鐵工廠旁邊?酒店兼職漱p池洗澡，再回牢房。我們戴腳鐐，長褲和內褲還是有辦法脫掉，洗完澡再一件一件穿上去，不用打開腳鐐。 新店軍監之四：殘忍的刑罰求「坐飛機」 軍監修理犯人的手段是相當殘忍的，我舉兩個例子。第一個例子是我關在第一房的時候。那時第二房是外役的優待房，晚上要睡時，門才鎖起來，早上打開門讓你出去，在小範圍內給你自由，當然不能亂跑。優待房有兩種人，一種人是外役，掃地、分配飯菜都是外役的工作，另有一些有特殊關係、打球、編壁報的人也是住在第二號房。 有一次，不知是 十月十日 還是臭頭仔生日，他們就編壁報，中間畫臭頭仔的像。我們當時洗澡都是爭取時間，大家脫光光，也沒什麼隱私，洗完就到前面，換別人洗。有一次，一個板橋人叫張杞融的難友，瘦瘦的。洗完澡後，到前面來，面向中間走道在擦乾他的私處。對面的狗仔看到了，就去密告，說他面對蔣的肖像有不雅的動作。憑這個報告，也不問清楚，實在很冤枉！ 就把張杞融叫出去修理「坐飛機」，以前在農村扛豬是四隻腳朝天背向下，「坐飛機」是兩手兩腳反綁吊起來胸部向下，像扛豬那樣遊行示眾五監[26]。軍監都挑選軍事犯中的流氓、惡煞做打手，其中有一個叫劉標，滿臉橫肉，眼睛很兇惡的，做打手的頭。抬五監時，他若對你比較好一點，就走快走平穩，不上下震動；若上面交代這個人調皮搗蛋，要好好教訓，他們就慢慢走，沿路晃，大叫「大家來看一看！這是調皮份子！」轉五監實在比什麼刑求還要慘，痛得都昏過去，後來他的手差不多變殘廢。 還有一個是台南人，黃嘉祥[27]。他和徐良明同房。徐良明是「狗仔」（爪耙仔），軍人出身，額頭有傷，是在戰場受的傷，引起羊癲瘋的病；羊癲瘋一發作，就倒在地上發抖，口吐白沫。因為他做爪耙仔，大家很氣，所以要修理他。常乘他坐著沒注意時，從後面用毯子蓋上去，大家把他揍一下再走開，雖然去報告，但不知道誰打，看守長也無法處理。 一次黃嘉祥跟徐良明不知何故起衝突。黃嘉祥體格很好，學生時代是橄欖球的選手，他打了徐良明一下，不巧徐良明剛好羊癲瘋發作，倒在地上吐口沫，手一直抖。看守看到了，說：「你這個人這麼狠，把他打得這麼嚴重！」結果黃嘉祥被戴上腳鐐，用鐵鍊綑全身，也是被轉五監，實在非常悽慘。現在跟人家講這些事，人家還以為你在講神話，其實是活生生發生的事情。另外，當時的腳鐐沒有鑰匙，是用卯釘釘死的，要拆腳鐐時要用鏟子從中間敲，釘斷才能開。 新店軍監之五：工廠˙密告˙面會 我在軍監的牢房待了差不多七、八年，後來到結紗組工作。結紗組是把商人收自紡織工廠織布後剩下的長短不一的廢紗，把它一根一根接起來，成綑後再送到手套工廠織工業用粗手套。作業方式是把一小綑廢紗拉直，兩端用沙包壓住，人坐在一端揮動手上的木架，把紗一根接一根捲在架上，捲到差不多時?澎湖民宿A卸下，一綑一綑綁好繳上去。這種廢紗原本是工廠買來擦機械的，只有在工資幾乎等於無的監獄（一個月的工資除了買肥皂、衛生紙、牙膏，大概還可以吃幾次燒餅、油條）為了要獲得曬太陽、運動身體及小自由，工資也就不計較了。 我是1960年4月23才去結紗組，結紗組也算外役。1960年7月22日，我才到裁縫工廠。結紗組在牆內，裁縫工廠在牆外，當然都是在軍監的大圍牆裡面。 我到裁縫工廠之後，軍監再送一批政治犯去火燒島。聽說火燒島後來不像以前那麼恐怖，採取懷柔政策，處長對新生比較不會敵視。我們在裁縫工廠工作，一年的待遇只有幾百元，我統計過有一年領的最多是一千五百元。最初裁縫機是用腳踩的。外面的商人拿布來加工，專門做警察的卡其褲；我跟高雄的涂炳榔[28]，還有我同案的馬再騰，好幾個同一組專門縫西式長褲後面的口袋，這部分最難做，需要技術；其他部份比較簡單。那段期間，有時候禮拜天休息，軍事犯的外役可以出去上市場，順便拜託他們買海鰻、買肉、買麵，買回來煮一煮大家吃，這是艱苦生活的一個回憶。在裁縫工廠很辛苦，像做勞軍手套，常常做到晚上十點多才休息，一回牢房腳都僵硬痠痛；後來換到新工廠，改用買電動裁縫機，但工作量增多實在吃不消。管理裁縫工廠的看守長本來在仁監（關政治犯的監房有智監、仁監兩棟）當看守長，對我們很敵視，是凶神惡煞。聽說後來結婚，新娘是台灣人，還是我的老鄉西螺人，經過太太潛移默化，調教有方，變得慈眉善目多了。 我在裁縫工廠時，有一次裁縫工廠的政工官，高高的，流亡學生，好像姓尉。他平常看起來陰沉，叫我去他宿舍，拿一張報告給我看並說：「你看看！有人講你的壞話，說你行動可疑，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喔！這件事你不要跟別人講。」就叫我回去，這個人實在不錯。 軍監一天放封兩次，一次半小時。軍監可以和家人會面。出來工廠工作後較自由些，家人來接見時，雖然軍事犯負責監視，但比較輕鬆些，可以坐在福利社叫東西吃。有一次，我舅父曾帶我外婆來看我，外婆不知道裡面的情形，覺得環境也不壞，還能自由講話。當然旁邊有人在監聽，只是做得比較自然，不會讓家人覺得刻意監視你。 裁縫工廠老林的故事 在裁縫工廠有一位難友姓林（名字忘了），他是福州人，是國民黨通信部隊的軍官，撤退到台灣後被人密告，他撤退時留下了通信器材跑掉，被共產黨接收了，用何罪名不詳，但脫不了叛亂條例這個框框。開庭時，他向軍法官說，在那個混亂的時代類似而更嚴重的案例實在太多了，如裝甲車來不及開走，軍火、軍需品來不及搬走，實在不勝枚舉。這樣對他是太冤枉、太不公平了。軍法官說的妙，他說這些事我們也很清楚，但是他們沒人檢舉，你被檢舉，我們就得依法審理。結果被判10年。他身體並不健康，在工廠裡工作，每天常聽到他唉聲嘆氣。----續接(下篇) k-01 DC Yane - by 租屋網unknown  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