漂浮的種子.....飄浮的種子--二二八與我的外公 陳文茜〈時報周刊1723期〉 我的外祖母曾告訴我,外公是顆不安定的種子;有時掉落土裡,長出了根,就成大樹;有時隨風飄揚,去了連自己都忘記來路的地方,就此歸落天涯。 外公生於一九○五年,日本明治時代後期。二二八事件,是他人生的分水嶺。之前,他以生為中國人為榮,之後以中國為恥;之前,他的生命充滿了勇氣,之後他活於恐懼之中。二二八事件時,他才四十三歲,但事件闖入了他的生命,徹底改變了我的外公,也等於提早結束他的人生。愛發議論的他,從此不言不語;呼朋引伴的他,寞落晚年。連斷氣的那一刻,都是孤伶一人,沒有親人相伴,頭點下,闔眼,終了酒店兼職一個不幸時代知識分子的一生。 外公的家世太好,以致他過度浪漫,不知世道險惡。台中自由路的老家,連樓梯木作都是福州師傅講究打造的。外婆常感慨,他一生沒有錢的概念,甚至忘卻自己有妻小這回事。 一九○五年出生的孩子,長到十五歲,開始有了自己的主張。他先依父親指示,表面上買了船票到日本進修,沒多久即想盡辦法從日本再搭船到上海,「投奔祖國」修讀中文學校。我的外公,正如同一個世代的賴和、楊逵,不甘願屈身於日本殖民地下當二等公民。二十歲的他,不只毫不遲疑地投靠「祖國」,還加入了「中國共產黨」。 他富有的鹽商爸爸,知曉此事,發一份假訃聞電報,內容簡單無比:爸爸死了,回家奔喪。外公匆酒店經紀忙收拾行李。直到抵達基隆碼頭,接他的長工才告知,這是父親製造的騙局。 二二八改變外公一生 我與外公並不親,他在我四歲時,一人孤獨地坐在椅子上,氣絕身亡。二二八發生,外公初期避躲南投山區半年至最終身亡斷氣,時間約莫十四年。這十四年裡,他最好的朋友楊逵入獄火燒島;他最疼愛的七弟,因著他的關係擔任謝雪紅祕書,永別了父母家鄉,終生音訊渺茫。外公躲過了一時浩劫,卻躲不過晚年的悲愴。夜裡哭喊弟弟的名字,有時則像發了瘋,大叫「有人要抓我」。白天他逃不過心裡的煎熬,經常大賭,賭到家裡數十萬現金,只剩不到一萬現金。 我的外婆只是一個平凡的女人,她無法理解大時代的殘酷。目睹家道一夕之間酒店工作崩落,人生第一次憤怒地責罵不負責任的丈夫。外公就在外婆的罵聲中肺病發作,吐了滿身的血,血噴滿地,染紅了這個家庭從此不祥之路。 在一個占地 兩百坪 的日式大宅子裡,窗外看不到的不幸之事一一發生。接著我出生、搖搖擺擺地站起來;年幼開始有記憶之事,只有外公彎曲咳嗽的背影。我出生的時候,外公幫我取名「陳文雪」,我弟弟出生時也是他取名「陳文逵」,一個紀念他最敬重的女士謝雪紅,一個紀念他坐牢的好友楊逵。我的媽媽雖是外公最疼愛的女兒,卻因從小家境太好,初高中已坐黑頭車上學,沒一丁點父親左派的遺傳;嫌棄「文雪」像「菜市場」俗名,便從翻譯小說《小婦人》裡找了一個「茜」字;可惜此字看起酒店打工來雖然時髦,但真念對的人極少。小時候,老師總念錯我的名字,成了「陳文西」。 外公雖早逝,我仍一直活在他的影子裡。我在他留下的樟木大書桌上寫功課,磨高級老硯台。阿姨們曾說外公晚年曾拿菜刀警告女兒,「誰嫁給外省人,不如把她剁給豬吃了。」但外婆又說,他像神經病,老愛秀沒人聽得懂的上海腔國語。在我家裝藏骨董的和室裡,有一只宋朝的瓷器,另有一只日本大漆器盒裡裝著來自中國的銀製小盤、貝殼小魚、銅器骨董。 楊逵晚年遇著我,聽著我是何集璧的外孫女,高興地抓著我的手,說當年外公與朋友創辦台灣第一本文學雜誌《台灣文藝》時,外公力排眾議,非找楊逵當總編輯不可;外公為此特地上山找著了砍柴酒店兼職的楊逵。楊逵說,沒有我的外公,就沒有〈送報伕〉這些小說的發表。 投入黨外,與家人鬧翻 外公死了之後,我們家無人從政。這是一個嘗盡政治冷暖的家庭,直到我二十歲參加黨外運動。疼愛我的二舅從美國飛回來怒責我,問我要走上外公的後路嗎?我兩度辭去律師事務所及《中國時報》主編工作,為 林義雄 太太等助選,一毛錢收入都沒有。母親痛責我,我回答她,「錢不重要。」結果當年除夕,我每吃一口肉,夾一道菜,媽媽就諷刺,「妳不是說錢不重要嗎?若不是錢,這些食物打哪裡來?」第二天,媽媽上班,我找搬運公司,收拾私人衣物,離開我與母親僅緣分不到五年的家;從此將近半年,斷絕母女關係。直至媽媽找了我的好酒店經紀同學,上山看我住在一個 十坪 大的小套房,媽媽大哭,只說「我不是趕妳走,我只恨妳為什麼參加黨外,妳不怕被關,毀了妳的一生嗎?」 一九八六年我出國讀書,全家從此才鬆了口氣;一九九五年,我再回國從政,台灣已走上民主,再也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理念付出坐牢或失業的代價;我的家人,才與我和解。 在外公的家長大,他的人生一直是我追尋的答案。我的博士論文原主題即是研究二二八屠殺,從二二八、南京大屠殺、納粹大屠殺、接著以色列殺巴勒斯坦人……,我的研究,原本從"恨"開始,卻在"寬恕"中結束──當我閱讀愈多歷史時,我發現屠殺是一個多麼容易不斷循環的悲劇;屠殺是歷史上國族統治者為統治酒店工作利益創造殺人藉口的手段,歷史上層出不窮,根本無關族群,族群往往只是藉口! 我在外公所遺留的人生悲劇中,從此竟與他走上不同的路。我不願步他後塵,一輩子迷信「國族主義」,從一個民族主義,逃向另一個族群主義。瞬間,我也成了另一顆無法落根的種子。 一九九六年施明德主張「大和解」,民進黨基層群情譁然。我並非權力核心,事先不知情,當晚我接受張雅琴《TVBS》晚間新聞專訪,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令民進黨群眾難以置信的話,「我支持大和解;這個國家不可能永遠一群人恨著另一群人,"二二八的屠殺"是蔣介石及其部隊的責任,不是外省人的責任!」 我含著淚說著以上的話,腦海裡想著我那孤獨彎曲不斷咳酒店打工血外公的身影。 是的,我親愛的外公,我身上留著你的血液。你的偉大與你的潦倒,你的時代與你的痛苦,一一收在我的心中。我無法還給你具備尊嚴的晚年,但我同時願意繼承你獨特的熱情、慷慨與勇氣;我相信,愈愛你的人,了解時代愈深,也愈願意寬恕這一切! 外公過世後,我常常一個人在台中大院裡轉來轉去,日本式的木條柵欄擋不住不幸一點一滴地侵蝕這個家庭。外公生前在院子種下仙人掌,蒼勁依舊,可是主人早已枯萎,不論他的軀殼還是生命毅力。另一棵夾竹桃,被二舅舅在某個暑假狠狠砍了;他說這是一棵含毒的樹;好像說著外公正巧碰上的時代。─他的人生種子落在明治後期,二戰期間。在人類時代的劇本裡,我的外酒店兼職公注定得扮演漂浮的種子,沒有早一步,也無法晚一步,剛巧遇上了往前往後都沒有退路的台灣人命運,除非他願意出賣自己。二二八時,他等於已經死了一次,但他逃掉了;接著,在一切的棄絕中,祖國、家庭、身分、情感,……所有的棄絕皆發生後……他的軀體棄絕了他。他死的時候五十七歲,只比現在的我大四歲。 外公悲愴的晚年,給了我從政時期奇特的啟示。當我覺得為了權力或生存,已不忠於自己的心時,千萬不要逃,不要投降,不需躲避。該來的,讓它來;該離去時,勇敢地離去;人生不用拖泥帶水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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